弱經濟的現實與穩增長的預期,在K線的起伏中激烈博弈。


4月經濟數據的回落不出意外,穩增長組合拳連連出擊。雖然成交量仍然低迷,A股卻少見地走出了一輪獨立行情。


俄烏邊界的戰火還未停歇,點狀爆發的疫情仍在反復,逆全球化的脫鉤風險、通脹與衰退的隱憂……世界錯綜復雜,悲觀四處蔓延。


《三體》中,三體文明所在的行星系中有3個太陽,它們在相互引力的作用下,發生著極其復雜又難以預測的運動。當三體文明所在的行星被其中的1個太陽引力捕獲,他們就進入“恒紀元”。當另外1個或2個太陽將行星奪走,他們就來到“亂紀元”。


在“恒紀元”里,三體世界的太陽正常地升起落下,日夜更替規律,氣候溫和適宜。一旦進入“亂紀元”,就會在嚴寒和酷暑間驟變,甚至出現大氣層消失的極端情況。


縱觀歷史長河,我們所處的世界也會經歷“恒紀元”和“亂紀元”的切換,和平年代中,穿插著戰爭、饑荒、瘟疫,但“末日”之后又有新生,如此反復。


我們只是運氣太好嗎?


科普作家馬特·里德利不這樣認為:“真正的危險來自變化放緩,人類已經成為一臺集體的問題解決機,通過不斷變化來解決問題。悲觀主義者錯用了外推法,以為未來無非就是規模和范圍更為龐大的過去?!?/p>


噪音充斥的當下,與其陷入猜忌恐慌,不如建立內心的秩序,重拾平靜與力量。以下選自《理性樂觀派》第9章《轉折點》。


有人傾向于認為眼下的悲觀情緒是新出現的,是自廣島挨了核彈、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發生事故之后,人類對技術和進步產生的消化不良。歷史卻否認了這種看法。悲觀主義者從來就無處不在,而且總能得到人們的盛情贊美。


“自從某幾本書籍和小冊子出版以來,時間已經過去了將近5年,”亞當·斯密在工業革命剛開始的時候寫道,“它們佯裝要說明國家的財富正飛速衰退、人口減少、農業蕭條、制造潰敗、貿易破滅?!?/p>


以1830年為例,這一年,北歐和北美人民過著前所未有的富裕生活。整整一代人,首次享受到了10年以上的和平歲月,新穎的發明、發現和技術(“technology”,也就是技術這個詞,就是這一年剛剛造出來的)層出不窮:蒸汽船、棉花織布機、吊橋、伊利運河、波特蘭水泥、電動馬達、攝影術、傅立葉分析。


以今之眼光回望,那是一個孕育著各種可能性、正準備爆發進入現代化的世界。要是你出生在那時,你會過上越來越富裕、越來越健康、越來越智慧、越來越安全的生活。


可1830年洋溢著樂觀的基調嗎?不,它跟今天一樣:悲觀態度大行其道。


打著“搖擺艦長”旗號的活動家們對待1830年脫粒機的方式方法,跟20世紀90年代對待轉基因作物一模一樣:使勁破壞。數不盡的人喧囂著抗議當年剛修通的從利物浦到曼徹斯特的鐵路,認為火車經過會令懷孕的馬匹流產。


還有人嘲笑火車的速度:“說火車頭速度能比馬車快2倍,還有什么樣的設想能比這更荒唐可笑呢!”《季度評論》叫嚷道:“我們相信,國會會把鐵路的速度限制在每小時8~9英里?!保ㄓ逃野⒅Z德博士對第一臺蒸汽火車的態度比較開明:“我很高興看到它,我認為,封建時代一去不復返了?!保?/p>


1830年這一年,英國桂冠詩人羅伯特·騷塞剛剛出版了一本書,名叫《對話論》。在書里,他想象另一個自己陪伴都鐸王朝《烏托邦》一書作者托馬斯·莫爾的鬼魂,環行英格蘭湖區。


騷塞借由莫爾的鬼魂之口,怒斥英格蘭人民的現實選擇,尤其是那些離開了帶著玫瑰花色彩的鄉間農舍、跑到工業化城市沉悶的公寓房和工廠的人。他抱怨這些人的生活條件比亨利八世甚至愷撒和亞瑟王時代還糟糕:


例如,看看城鎮和鄉村里的平民大眾吧——在整個社會里占有龐大的比例!他們的身體欲望得到更好、更輕松的補給了嗎?他們少遭受天災人禍了嗎?跟圈地運動沒開始、全國一半的地方都是森林時相比,他們的童年、青年和成年時代更快樂了嗎?他們老年時過得更舒服了嗎?得到更妥帖的照料了嗎?……他們的生活條件大大惡化……過去一千年來的改變,(他們)失去的比得到的多啊。


騷塞不光貶低當前,還痛斥未來。他(借助自己虛構的莫爾鬼魂)預測即將發生的苦難、饑荒、文藝和宗教的衰落。


回想起來,這篇聲討文字的發表時機是相當令人歡欣的,不光技術,還有生活水平,都拉開了非凡的大突破序幕,實現了持續整整兩百年的空前爆炸。


有史以來第一次,民眾的預期壽命飛速提高,兒童死亡率急劇下降,購買力暴增,選擇范圍越來越大。接下來的幾十年里,貧窮的非熟練技術工人生活水平大幅改善。英國工人階級的實際收入在30年里大致翻了一番,這可是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。


世界各國都羨慕地看著英國說:“我也想要那樣?!钡诜磩?、保守又懷舊的羅伯特·騷塞看來,未來只會越來越糟糕。


他一定會沖在當代環保運動的最前列,哀嘆世界貿易,責難消費主義,為技術感到絕望,渴望回到可愛英格蘭的黃金時代,那時候,人們吃著本地產的有機蔬菜,跳著圓舞曲,自己剪羊毛,去度假時不會堵在通往機場的路上?,F代哲學家約翰·格雷就跟騷塞的意見一樣,他說開放式的經濟增長是“擺在受苦受難的人類面前最庸俗的理想”。


麥考萊在1830年說:“我們沒法斬釘截鐵地證明,那些說我們的社會已經到達轉折點、我們好日子已經到頭了的人錯了。但此前所有這么說的人,全都明明白白地錯了?!彼?,也可以說,那以后這么說的人也都錯了。


每一代的悲觀主義者似乎都碰到了決定性時刻、引爆點、閾值和極點。每10年總有一輪新的悲觀主義者冒出來興風作浪,面不改色地斷言說,自己站在了歷史杠桿的平衡點上。


1875~1925年這整整50年里,歐洲人生活水平飆升至從前難以想象的水平,電力、汽車、打字機和電影、互助協會和大學、室內廁所和疫苗紛紛朝著民眾的生活施加改良的影響力,知識分子卻仍然沉迷于衰退、墮落和災難。就像麥考萊說的那樣,他們一次次地哭訴,社會到了轉折點了,我們的好日子到頭了。


這是我們全體都具有的一種無意識認知失調。關于社會和人類物種的未來,人天然地覺得前途黯淡。與之伴隨的是人類對風險的厭惡性:大量文獻都證實,人們對輸掉一筆錢的厭惡感遠遠比贏得同一筆錢的欣喜感要強烈。悲觀基因似乎比樂觀基因更常見。


只有20%的人具有顯性的羥色胺轉運體長基因,具有這種基因的人,往往天生就愛往光明的一面看。

天空時不時飄來烏云,但每一朵烏云都鑲著金邊。里德利在《理性樂觀派》結語寫道:


歷史本身并不是圓圈,而是螺旋向上的。好壞雙方的能力都不斷增長,并通過永不改變的個人性格展現出來。故此,盡管會出現許多挫折,盡管個體的不變本性也在演進,可人類這一種群卻會繼續擴展并豐富自身的文化。21世紀會是值得活一次的宏偉時代。


大膽做個樂觀派吧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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